通州张家湾镇枣林庄，张伯增一家9口，因其中6个孩子为超生，长期没有户口。目前，还有4人须缴纳7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，才能补办户口。

　　7个孩子的大家庭，至今没有一张全家福。我们拿出相机时，张晓曼收起脸上的表情，眼睛直直盯住镜头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不笑呢?”“我笑不出来。”

　　“怎样才能让你开心?”“有户口。”

　　没有户口，6个孩子感冒发烧，都只能去附近的诊所看病。稍微严重点，男孩会拿父亲的身份证、女孩拿姐姐的身份证。长期服药的老四，病例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。

　　日常在家，母亲王茂臣不敢大声呵斥孩子，任由他们偶尔有些小脾气。王茂臣坦承，作为母亲，她没法让孩子顺利接受教育，却让孩子们自己承担了后果，她心里愧疚。

　　她理解孩子成绩跟不上、在校与同学吵架，却心疼他们过度的懂事。

　　“户口”是一家人近三十年来生活的主题。

　　为户口奔走近30年

　　要为孩子上户口，首先要为超生付出代价。

　　大集体时期，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，每天会得相应报酬的“工分”。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队，扣除500至1000工分，可为孩子换取户口。

　　那时的“工分”相当于现在的工资。起初生下老二，张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性，省了“工分”。直到孩子该上学，张伯增急了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，计划生育加大力度，张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、派出所，得到的回复均为“超生，没办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