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已经是38岁的高龄了，如果再不全面放开二孩，我这辈子肯定没机会了。”

　　凤凰的担忧也是部分70后非独家庭的心声。在这些名字中有“70后”、“非独二胎”等关键词的微信群中，焦灼的情绪一直蔓延着。随着近期“二孩”话题变热，他们再次紧密关注着政策的风吹草动和各种与人口政策相关的“信号体”文章。

　　不能否认的是，等待是有代价的。群内的一些70后不得不面对的是月经量越来越少的现实。她们深知，这意味着身体再造卵细胞的功能正在丧失。

　　“二胎”试点

　　翼城试点30年后生育率未升

　　至今，年近70岁的梁中堂每年都要去几次翼城，最近的一次在今年2月份。在人口学语境中，翼城与梁中堂是两个关联词语。

　　1985年，在全国普遍实行“一胎化”政策的背景下，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。但需要满足“晚婚、晚育和生育间隔”这三个条件，即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，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(2009年后，提前到28周岁)。有专家将这一试验称为“翼城模式”。

　　若对计划生育政策追本溯源，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。当年，计划生育政策由鼓励变为强制。一年后，“一胎化”就由政策成为国策;1981年3月，负责政策监督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诞生。1982年9月，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，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《宪法》。

　　1984年，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递交了《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》的报告，建议放弃“一胎化”，采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。

　　1985年春，梁中堂再次建议，请求中央批准他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个县进行试点试验。翼城县“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”的试点由此而来。

　　当年，翼城计生委规划了翼城《人口发展测算表》，计划到2000年，翼城总人口达300331人。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，翼城人口达到303258人。规划与现实，几乎达到惊人的一致。

　　此后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翼城的人口总量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。如在1982-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，全国人口增长了25.5%，山西省增长了28.4%，临汾市增长了30.4%，翼城县仅增长了20.7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