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头看看，医务工作者“过劳”现状的背后，无非有三重肇因：

　　一是社会推崇“过劳”，将加班加点视为“美德”甚至宣传典型。结果就是，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，人均劳动时间超过日本和韩国，每年有60万劳动者过劳死。如此大背景下，医务工作者也不能例外。

　　二是少数制度将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异化为体力劳动，不尊重其技术性与创造性。正因如此，以药养医才成为历史性症结，在制度设计上，一直就没有承认“以技术养医”的正当性与合理性。

　　三是医务人员供不应求，加上医疗资源配置失衡，过劳就成为大城市与大医院的常态。譬如12月6日开始，深圳史上最大规模招医引才计划启动，其背景是“医护人员缺口达3万”的尴尬现实。人少活多，除了“过劳”，还有更好的选择吗?

　　医务工作者不是超人，将其置于“过劳”的险境，无异于让公共健康跟着过劳的医务工作者走钢丝。因此，在发达国家，医生过劳是有极大法律风险的怪事。譬如在德国心脏中心，大多数医生每周的工作时间是严格限定的，教授以下的主治医生一般为每周40小时，超时工作医院必须支付高昂的加班费。医院为节约成本，一般会对超过合同工作时间的医生进行强行休假。

　　看来，要让医务工作者从“过劳”的钢丝上走下来，只有两个路径：公共医疗资源的短板要及早补上，新医改要彰显医疗技术的价值;此外，社会还须尊重医务工作者的劳动，法律要硬气、规则要正义。一句话，保护医务工作者合法权益，其实也是捍卫公共利益。